一方要分手，一方要补偿，用欠条当“分手费”凭据，这钱能要到吗？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，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法院查明，陈某与赵某曾系男女朋友关系，因家庭矛盾、性格不合等原因分手。陈某想从赵某处获得金钱补偿，多次要求赵某写借条作为凭证，甚至以死相逼。无奈之下，赵某与陈某签下《借款协议》，载明赵某向陈某借款100万元。然而，此后赵某并没有实际支付款项。分手后，陈某持借条向法院起诉，要求赵某偿还“债务”。

万宁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原告陈某请求被告赵某支付100万元借款的基础是两人签订的《借款协议》，庭审中，双方均承认该协议是被告为了分手，向原告承诺支付100万元补偿款，该协议虽然用的是“借”，但两者实质上并不是正常的借贷关系，而是附条件的赠与，即被告以原告与其分手为条件而成立赠与合同。法院认为，根据我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“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”之规定，双方并不存在借贷事实，借款协议也就不具备法律效力。因此，原告陈某与被告赵某之间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。

据此，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以要挟为目的的“借条”反证自身违法

这场情感与法律交织的闹剧，不仅撕开了亲密关系中的“信任偷袭”伤疤，更暴露了以“分手费”为名的情感勒索乱象。那么，法律如何为道德与契约划界，情侣又该如何警惕“借条陷阱”，如何把握法治社会下的情感博弈规则？

承办法官表示，本案中，借款协议的目的损害了社会善良风俗，违反公序良俗原则，应属无效法律行为。被告反悔，不支付该笔款项这一行为属于社会道德范畴，不宜通过现行法律制度要求其支付。

无资金交付即无法律效力。因为，认定存在民间借贷事实不仅要有借条、欠条、借据等可以表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外在形式，亦要有实际交付行为。本案中当事双方以借款协议这一形式约定的“分手费”系“情感债务”转化而来的虚假借贷，双方并不存在借贷的合意，亦没有实际的借款交付。

根据我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不得违反法律，不得违背公序良俗。协议虽名为“借款”，实为赵某以分手为条件的赠与承诺。然而，赠与合同在财产转移前可撤销，且本案中赠与条件违背公序良俗，赵某依法有权拒绝履行。

近年来，“分手费”“青春补偿费”等诉求频现，部分当事人试图通过借条、欠条将情感损失货币化。然而，此类协议往往因缺乏合法性沦为“法律白条”，甚至衍生敲诈勒索等刑事风险。

本案中，陈某以自杀为要挟的行为，折射出部分人在情感破裂时通过极端手段获取控制权的心理。有心理学专家指出，情感勒索者常利用对方的愧疚感或恐惧感达成目的，但法律绝不纵容此类行为。

在生活中，很多人以为“白纸黑字”即具法律效力，易陷入“有借条必赢”的认知错觉，忽视借贷事实的核心地位。为此，司法机关需强化对借贷纠纷的背景审查，对虚构债务、胁迫签约等行为加大惩处力度。加强普法宣传，帮助当事人厘清权利义务边界，引导公众理性处理情感纠纷，破除“以钱补情”的认知误区。

案件曝光后，迅速冲上各大热搜，网络讨论不断，有人说：感情不是买卖！法律终于给“情感绑架”踩了刹车。也有人追问：女方明显是敲诈，为何不追究刑责？也有理性分析者：无论男女，利用情感索取财物都应被抵制。

“此案的价值在于进一步明确‘公序良俗’优先于私力救济，为类似纠纷提供了裁判范本。”北京盈科(海口)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浩认为，万宁这起“百万借条”案，撕开了亲密关系中最不堪的一面：当爱情沦为算计，当誓言化作欠条，法治成为守护人性底线的最后屏障。

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有两条：第一，借条若脱离真实交易背景，反而可能成为举证自身违法的证据。第二，真正的文明社会，既要尊重情感自由，更需以法律之力遏制人性之恶。唯有让每一份协议回归诚信本质，让每一次分手留有体面余地，方能构筑健康的情感伦理与法治生态，让法治成为情感世界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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